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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回望长征砥砺前行

时间:2017-03-14 来源:中国旅游报 作者:丁晓平

  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军事故事会》杂志主编,副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策划编辑的作品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奖、解放军文艺奖、解放军图书奖等。

  主要作品有《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等,编注作品有《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等。

  长征故事常被搬上舞台,图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实景演出中,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精彩片段

  

  山城堡战役作为红军长征中极为关键的一战而被载入历史,如今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和“山城堡战役纪念馆”

  


甘肃环县曲子革命纪念馆里展出的红军当年使用的物品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长征是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长征》一章所言:这是一次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牺牲和忠诚,而像烈焰一样贯穿着这一切的是这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绝不向人、向大自然、向上帝,或者死亡屈服认输——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已经载入现代史上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中了。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一部长征史,就是一代人的革命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长征,以信念和理想作为精神支柱,以战胜危机就是战胜敌人、战胜苦难就是战胜自己的伟大信念,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财富。今天,全体中国人奋斗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就一定能够从长征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勇气,找到砥砺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就有文人墨客或史家吟唱使用,如李颀《古意》诗:“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在这些诗歌里,长征的意思是长途旅行、长途出征。使长征真正成为“英雄创世纪”“世界语言”,塑造为人文精神的,毫无疑问是80年前那次史诗般的远征。

  说到长征,就不能不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1928年来到上海,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除了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并撰写《毛泽东自传》的人和第一个完整地将长征传遍世界的人之外,他还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的人,第一个向西方国家用英语翻译、介绍鲁迅作品的外国人,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所说:《红星照耀中国》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诺则开始与他的毛泽东传记一起闻名,他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

  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也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斯诺自己也完成了对中国认识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转变。

  《红星照耀中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纷纷效仿斯诺或者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来到中国,涌向红色中国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势不可挡、令人注目的“红区热”。他们当中除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之外,更多的是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而且以美国人居多,比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斯特朗、爱泼斯坦、贝尔登、拉铁摩尔、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等。

  斯诺笔下的《长征》,来自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的采访口述。1936年8月,为了斯诺的来访,毛泽东专门致信、致电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开展长征征文活动,也是我党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陆定一、李一氓、萧华、王首道、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等中共领袖和红军将士纷纷响应,撰写文稿200多篇。随后,经丁玲、徐梦秋等人编辑整理,定名为《二万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斯诺在陕北访问期间,曾经阅读过部分文稿,其一份誊清稿辗转交到上海的冯雪峰手中,现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后来,因为西安事变爆发和红军东征,书稿的编辑出版工作暂停,直至1942年11月才刊印,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发行。朱德曾亲笔签名赠送斯诺一套,现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这是第一部长征亲历者的集体口述史。新中国成立后,《红军长征记》经修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出版。

  “枪杆子”和“笔杆子”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红星照耀中国》自出版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不仅给世界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窗口,而且使中国革命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同情。

  曾任英国考文垂市市长的乔治·哈德金森1947年曾陪同斯诺考察旅行,并请斯诺在其珍藏10年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第1版上签名留念。乔治·哈德金森1970年在自传里写道: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红军长征所做的史诗般的描述,是那样的扣人心弦、不可思议。一支军队在长途跋涉5000英里、平均每天行军24英里之后而基本保持完整,这是多么令人惊讶。他们翻越了18座大山,其中5座大山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这是非同寻常的体力竞技。正是这种人性的非凡素质,造就了一个新中国。阅读此类书籍,对我今后的思想和行为都有所影响。长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胆略和活力,使他们既是可欢迎的朋友,也是令人敬畏的敌人,不能让他们还在联合国的大门外徘徊和等待。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但长征是如何成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呢?毫无疑问,长征的舆论文化工作功不可没。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而且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而且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政权的领袖是不重视宣传工作的。许多政党的领袖有过办报的经历,曾经是报纸的主编,还常常自己写文章。这充分说明,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重视宣传、重视思想发动,没有舆论优势,就无法使自己的理论、思想、观点深入人心,甚至无法让自己的队伍达成共识。

  毛泽东不仅是战争艺术大师,也是舆论艺术大师,深谙“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的魅力。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长征途中,红军把许多对自己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有敌意的人,变为自己的朋友。

  外国人口述长征的唯一书籍《神灵之手》的作者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复礼,是一位英国籍传教士。1934年10月,薄复礼在传教途中被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扣留。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苦”,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直至1936年4月释放,前后共计16个多月,完成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被释放后的薄复礼曾对贵州遵义的教友讲述他对红军的良好印象:“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红军打仗勇敢、顽强,指挥官都很年轻,萧克将军只有20多岁。红军战士对我很好,行军时,萧克将军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一匹马。”

  1936年8月,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讲述了他随红六军团行军的过程,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作品,比《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一年。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美国、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国,回到被红军扣留的地方进行传教。

  于无声处听惊雷

  发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明天的创造,弘扬革命的过去是为了未来的辉煌。斯诺作为拉开红色中国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斯诺具有超出一般人或者一般记者的“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这是人类最宝贵的品格和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包括新闻出版工作,应该怎么来做?我认为需要把握好三个关系:第一,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第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生活中,许多平凡小事,只要细心琢磨,有时会变得深刻起来。在血雨腥风、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在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长征途中,竟有多位红军将士做到了天天坚持写日记。仔细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萧锋将军是红军乃至共和国将帅中写日记跨越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人。他自1928年参加革命直至去世,64年如一日,不间断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和指挥、参与的1365次战役、战斗经历。1984年2月,当他把自己所有的日记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时候,人们都惊异地问他:“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64年?”将军坚定且自信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情。”当他详细记录了红一军团367天长征历程的《长征日记》公开出版的消息传到海外时,日本作家、《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冈本隆三专程来北京拜访他,连声惊叹:奇迹!这是世界的奇迹!

  是的,这的确是奇迹。没有上过一天学的萧锋,是在革命征途中自学成才的。1928年,当他所在的部队打了一个大胜仗需要作战斗汇报时,他是唯一识字的人,被战友们赶鸭子上架般地在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第一篇战斗日志。短短200多字,他整整花了3个多小时,且有一半的字不会写,只好用“○”来替代。

  革命理想高于天。重温红军日记,穿越80年的时空,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见那条地球上的红飘带由南向北飘拂的沧桑画卷。

  我们今天书写历史,是要书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书写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以文学方式介入历史,创作者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还必须以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勇气,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局部看到全局、从有限看到无限、从中国看到世界,从而准确、科学地把握历史和现实。

  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吸取人类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细节,盘点得失、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让读者了解当代世界形成过程和世界秩序发展历程,引导人们懂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引导人、影响人的,使读者实现精神和心灵的净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文学既要有趣,更要有益。有益,就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当下是泛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是一个过程的插曲,未来必然会回归到人类与文学之间相互温暖的正常状态。

  记者:201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您的长篇文献性报告文学《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那一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本书图文并茂,看起来一点儿都不累,而且一些照片和史料,一看就知道是很珍贵的。这本书的后记里还收录了几首您写的诗,《谒红军碑林》《你的名字叫红》《英雄》等,能够感受到您创作时是充满感情的。

  丁晓平:那几首诗是2016年我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红四方面军)采风团”时写的。2016年5月底至6月初,共10天行程,其中8天行军。采风团从四川成都到巴中,经恩阳古镇、通江、毛浴古镇、空山、苍溪,再回成都,经汶川、薛城、卓克基、马尔康、红原、班祐、若尔盖、花湖、郎木寺,进入甘肃,经迭部、茨日那、腊子口、哈达铺、兰州,抵达会宁,全程2500公里,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1/5,令我终生难忘。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现在也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无论是写作《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这本书,还是重走长征路,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长征精神的洗礼。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出版后,各界评价很高,认为这本书系统挖掘和研究了国内外记述长征的早期珍稀罕见的书报刊史料,用300多幅文献图片、100多种国家一级文物,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长征早期著作的写作、编辑、翻译、出版和传播以及产生巨大影响的历程,填补了长征研究的一些空白。

  我们今天可以无限地接近全部的长征,却无法重叙长征的全部。但我们可以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红色旅游景点等,重温或重走长征路。重走长征路的目的,是通过重返历史上的现场,从精神上感受当时。红色旅游景点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个现场。通过精神的传承、当事人的回忆,把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与历史的真实进行有效的、时空上的嫁接,通过历史作用到现在,让想象中的历史变为可以触摸到的历史,历史便有了现实感、有了温度。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通过个人感受,与个人的心灵产生了回应和共鸣,历史就在人心中复活了。如果历史没有通过一个故事、一本书、一首歌曲、一个地点,比如红色旅游景点在人心中复活,那个历史就是“死的”,就无法对一个人的精神产生作用,也就无法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精神力量,就没有价值。找到价值,历史才能对当前、甚至对未来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往往是融汇在我们的血液里,成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记者:您觉得各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水平总体上怎么样?

  丁晓平:我参观过的红色景点都是很不错的,普通游客很多,各地都很重视。人们重温那段历史,表达对先辈的敬仰之情。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每天有那么多人排队去参观,很多不是组织去的,而是人们自发去的。为什么这些红色景点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去看?我想,有价值,人们才会去看。这些红色景点反映的人或事,是先辈们在寻找真理、寻求进步、探索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的纪念物,这其中的精神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多的革命先辈,将个人命运紧紧地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做出了历史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仅仅是个人取得了某种成就的话,人们怀念他的心情会截然不同。

  红色旅游也是一种宣传,是一个很好的党史、军史、国史教育的平台,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该看清的一个历史真相是,无论是旅游部门推动发展的红色旅游,还是有关部门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宣传,到底要宣传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吸收历史的正能量,踏准时代的节拍,挖掘历史中能够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精神,让人民群众传承和接受。

  记者:可能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年轻人宣传那段历史,进而让红色精神得以传承。

  丁晓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一般的创作技巧外,我认为核心是这些故事能够真正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很多时候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真正的经典永远都不会过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拍摄的电影、创作的歌曲,许多都很经典,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品干净、从容、辽阔,能够打开人的心胸,是不俗的,而且有雅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我觉得比现在的流行作品好很多。当然雅俗共赏是最好的。我们从小都看过很多红色故事,比如《七根火柴》《金色鱼钩》等,特别难忘。去年我重走长征路,经过了《金色鱼钩》故事发生地,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真实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故事要精彩。

  距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远,事件的原貌往往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对那些历史事件更感兴趣、更有热情。人不可能总是活在历史中,我们也不期望现在的青少年都活在过去的苦难中,那就失去革命的意义、也失去教育的意义了。我们的目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脚步必须向前迈,眼睛必须向前看,但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应该妄自尊大,要让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进的道路。我们务必要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牢牢记住过去的道路是曲折的,以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大的失误,或者犯曾经犯过的、类似的错误,不让前进的道路上增加人为的曲折。

  当下不是文学的盛世,是一个浅阅读、娱乐变成“愚乐”的时代,存在数量繁荣、质量下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作品越来越假、越来越浅薄了,作家的格局和情怀越来越小了,在盲目模仿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中丢失了自我。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部作品,只有给人民和人类带来温暖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歌德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纵观古今,经典作品无一不展现出创作者崇高的灵魂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缠绕的,两者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

  记录历史、书写历史,在我看来,就是要以宽容的眼光,正视历史的局限,辩证分析,不当事后诸葛亮,在坚持历史现场细化的同时,坚持可信的现代解读,从个体的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感受悲喜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精神之光。

  (文本整理:记者冯颖 摄影:记者陈晨)


责任编辑:郭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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