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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爱上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时间:2017-01-10 来源:中国旅游报 作者:方铭

  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经学、诸子及辞赋研究,出版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战国诸子概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等著作和编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主讲人方铭

  “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或者“中国固有文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传承“道统”的文化,即承载最核心价值的文化,这是宋代理学家特别强调的;“中国文化”则可以包括中国的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及习俗。

  传统与继承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提法也很多。其中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是: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何判断哪些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传统就是传承道统,道统来自孔子,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建立道统,整理六经,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建立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孔子开办私学,以素质教育为中心,培养了最早的独立的文化人。实际上,六经之中,不独《诗》《书》《礼》《乐》是孔子的教科书,《易》和《春秋》也是孔子教学的蓝本。孔子整理六经,直接目的是教学的需要,通过教学活动,六经得以传承下来,所以孔子也间接保存了上古文献,同时为后世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和修身法则。

  从汉代以至到近代,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没有太大变化,是延续的。孔子之前,中国文化是无限丰富的;孔子之后,中国文化也是无限丰富的,但中国文化的道统是孔子建立的。

  孔子道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恕”,这个字的内涵既简单又丰富,简单说就是“仁”。《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记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恕”的核心是把他人看成是与自己一样有平等权利的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自己不愿意承受的痛苦,绝不强加于人;自己想实现的愿望,应该允许别人实现。也就是说,要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平等权利,不驱使他人,不强迫他人,给他人自由的权力。

  “恕”的思想扩展一下,是“忠恕”。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尽己之道,一切尽我所能;“恕”就是推己之道,视他人为自己,感同身受。

  如果将“恕”的观念再进一步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人目标,均平是社会目标,仁惠是国家目标。

  理想与立场

  孔子的终极理想是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大同社会理想,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都扮演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动力的角色。历代学者对大同理想的认同,使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有了足够的人文深度,有机会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并能在现代融入世界普遍价值的体系之中。

  在孔子看来,所谓“大同”,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在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也就是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是有“大道”的时代,社会按照天道公平的原则行事,所以无有不善;“小康”时代虽然无“大道”,但还有“小道”,当政者制定和实行了明显具有“天下为家”痕迹的礼义制度以后,如果能够进修道德,率先垂范,体现出“德”治的境界,也是退而可求其次的选择。

  孔子认为,从“大同”到“小康”是社会的一次蜕变,从“小康”到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又是一次蜕变,《史记·商君列传》分别称为帝道、王道、霸道,帝道是大道,王道、霸道是小道,孔子没有见到战国时期的进一步蜕变,所以认为春秋已经是“乱世”了,但对于战国人来说,春秋似乎像天堂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商鞅还把春秋时期称作“霸道”的原因。孔子认为,只有“克己复礼”,才能从乱世回到“小康”,然后才能从“小康”走向“大同”。

  《论语·为政》记载,有一次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克己复礼”,就是当政者克制自己的私欲,一切言行举止都必须遵守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能逾越法律制度。只有限制了当政者的权利,才可能实现“仁”。

  为了实现德治,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当政者有明确要求,如要求其“利天下而弗利也”“爱人”“亲民”“治之至,养不肖”;要求士大夫有天下情怀,有士人担当,能替天行道,一心向善,知止有定,“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

  孔子在强调“爱人”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给他人自由。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别人宽宏大量。孔子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自由对自己不重要,而是教导学生去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者只有限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以模范的行为影响他人,进而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实现全民富祉。所以,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就是抑制欲望,“爱人”就是强调平等。

  践行与坚守

  孔子是个政治家,在他担任行政职务时,无论大小,都有政声。同时他也是一个有政治坚守的政治家,这和他同时代及以后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不同。孟子之所以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在于孔子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的政治洞察力。

  孔子透彻地了解时代大势和个人际遇的关系,了解天命之不可违抗,知道用行舍藏,能与时进退,人不知而不愠,不为了闻达富贵而进,不为了个人得失而退,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忘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子所倡导的社会主张和政治原则,以及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相信永远不会过时。

  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帝道,再说王道,三说霸道,秦孝公对“道”不感兴趣,商鞅就用富国强兵之术投合秦孝公,商鞅知道帝道高于王道,王道高于霸道,霸道优于富国强兵之术,但他发现秦孝公是个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道投其所好,因此得到重用。这就是“不知止”,没有坚守。

  战国时期,儒家对法家思想是不认同的,是批判的,因为儒家思想是有坚守、有底线的。儒家为当政者提供的思想一定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当政者如果不听,那么自己宁可不从政,也不能退而求其次。而法家的特点是当政者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虽然他心里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主体性、传承性、普遍性、世界性、永恒性等特征。

  所谓主体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萌芽和生长于中国的文化,外来文化可能因符合道统而被中国文化吸收,但外来文化也可能篡改和破坏道统。

  传承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被中国人长期坚守的文化,传统文化可能被一个阶段抛弃,但必将重新回归,传承性特征应该论万世而不论一世。

  普遍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一切反人道主义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一切反对公平的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世界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符合人类文明方向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国际主义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不是对立的。

  永恒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作为建构未来的文化,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的文明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有永恒生命力的,我们今天要建立文化自信,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

  


孔子雕像

孔子文化展上的戒尺

孔子讲学浮雕

南京夫子庙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主干的,那么应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其他中国文化,如道家、法家,甚至更广范围的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不是在今天,普通人只要学习、了解了儒家文化,就可以说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方铭:中国文化内容广大而丰富,但体现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也即传承道统的文化,就只能是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儒家文化。真正指导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非观、政治观、文化观,都是以孔子思想为准则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思想,也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墨家、道家、法家等战国诸子思想,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虽然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但不是主流,而且这些思想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如果在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建立孔子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认识,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限定在儒家一家。许多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多元性问题。但我认为多元性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会没有核心、没有主干。如果一个人随着境遇的不同,今天信奉儒家思想,明天信奉道家思想,那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没有了一个恒定的价值观。

  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普通的学习者应该在尽可能少的内容中,掌握最根本的道理。由于中国文化内容丰富,当代人应该主要学习自上古至近代以来不曾改易过的天道人伦。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儒家著作,也不必面面俱到。朱熹提出的“四书”概念,是今天的学习者可以借鉴的。

  记者:您很多次讲到树立文化自信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在今天这个阶段,我们该如何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有什么途径?

  方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人类共同价值,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社会的退化,就在于没有认真实践孔子思想,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把孔子思想付诸实践,也没有给有情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供时间和空间。近代中国社会的衰落,不是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而是不遵守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结果。

  现在我们对文化自信提得很多,但是自20世纪以来,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不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就可能树立起文化自信。我们和世界文明融为一体,我们就可能正确地理解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今天的世界秩序和文明成果,使天下为公、和平和公平成为时代主旋律,为孔子思想的弘扬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支持。

  根据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常说的五千年文明的时间长度。中华文明是产生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之中的文明,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虽然有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共通的价值体系,但也有其自成体系、自我运行的独特的内涵和方法。这种独特性在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以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19世纪中叶以后,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为了改良中国政治,中华先贤选择了向西方文明学习。

  但是过犹不及。当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被过度否定后,章太炎等人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国学”的概念应运而生。“国学”虽然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国学”概念的提出,却是一个体现了世界胸怀的视角:即中国固有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西学”共同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在中国走向未来和世界的舞台上,“国学”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并开设“国学讲习班”,让中国传统学术为西学学科体系所不容的学科分野、价值体系找到发展空间,既体现了他们的文化使命感,更表达了民族文化自觉的精神追求。近代学者提出“国学”概念,实际就是遵从体现国际惯例的“国教”之学。而能纳入国教的,必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的学术。

  记者:现在国学很热,学习国学与树立文化自信是什么关系?

  方铭:中国古代的学科分野,是自成体系的,《史记》八书、《汉书》十志,都体现了学科分野。其中偏向于“用”的知识体系,已经可以在现在的西化学科体系中找到位置。应该看到,这些接纳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学科,既体现了西学的智慧,也包含了中国固有学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应该专指在所有中国固有学术中最具独特性的部分,是目前西化学科体系所不能包容的那些内容。比如中国古代的经学、诸子、史记等著作,皆兼用考据、义理、辞章,即包含有现代学科的历史、哲学、文学的内容,我们现在把这些内容拆解开来,分属西方不同的学科,因此,很多中国学者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具有科学性,凡此种种,都是以西方近代的学科体系改造中国古代学术,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严重挫伤中国的文化自信。要建立中国文化自信,就要建立“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合一,不是文史哲不分,而是包容了西方学科体系的文史哲等学科。

  自先秦以来,以经学、历史、诸子之学为核心的体现中国之“体”的、包含有固有价值观和文化精神的学术内容,常常游离在现有西化学科体系之外,迫切需要给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一个学科的栖息地,而这些内容,正是中国固有学术中最核心而且历史最为悠久的部分,也是历代中国知识阶层最为关注、用心最多的部分。

  记者:国学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内容有哪些?在如今这样一个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该怎样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方铭:说到国学文化的核心内容,马一浮先生说,国学就是经学,也就是六经之学,也就是孔子及儒家思想,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学习传统的杂耍、曲艺、茶道、戏曲等,我认为并没有很大必要,而且这些事情本来也不是古代志士仁人所重视的,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人与世界相处的道行,学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生智慧,树立忠恕、均平、仁惠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给中国固有学术一片独立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刚性需求,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象征,更是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的要求。

  (文本整理:本报记者冯颖 摄影:本报记者陈晨)

责任编辑:郭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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